杜鹃花依旧开放（2）

杜鹃花依旧开放（2） ,对于想给儿童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，杜鹃花依旧开放（2）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，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。

原文标题：杜鹃花依旧开放（2）

四

反右之后不久就是大跃进，反右倾，建立人民公社，斗争一个接着一个。接着出现了可怕的“三年困难”，整个国家陷入空前的困境。

一九六0年的残冬，我回家探亲。家乡出现在我面前的是一幅多么凄凉的景象啊！原野萧条，庐舍空虚，饥饿夺走了许多人的生命。千山万岭的树木在大跃进中被全部砍光，到处童山濯濯。村落里一片荒凉，听不到任何鸡鸣狗吠的声音。人民公社的食堂已经实际解散，我自己的大家庭也自然解体，玉莲已完全“独立”生存。分给她的全部财产是一间破房子，自己原有的一张床和一个柜子，桌凳还在食堂里没有收回。靠墙平放着两个土砖用来生火做饭。所有铁制的饭锅菜锅全在一九五八年打碎用来“大炼钢铁”，亦即把有用的铁器炼成废铁；做饭烧水都用一种粘土烧制的煨子代替。女儿彬子在年前饿死了，一岁半的小女儿也奄奄一息。玉莲从前体态丰满，如今已是骨瘦如柴。我回来了，她抱着小女儿坐在门槛上流着眼泪，没有放声大哭，我们彼此默默相对。她极力控制着自己，免得引起我伤心。——许多年以后，谈起女儿死的惨状，她告诉我：这孩子太可爱也太可怜，所有来的邻居都哭了。她自己哭得死去活来，紧抱着小棺材不肯放手，邻居财三老汉想把她抱开，把衣服都撕破了。“要不是为了两个孩子我都不想活了”。——到家的第二天，我要儿子子由引我到彬子的坟上去。一个小小的土堆开始长草了。这里原是一座很大的松树林，全被砍光了，地面的灌木同样被芟除，树根也大多刨掉了。残存的杜鹃花树却伸出了尺把长的枝条，而且打了花苞，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春天，它们可不知道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。我采了许多杜鹃花枝子围着坟堆插了一圈，蹲在坟边哭泣。儿子脱下帽子，不断用手背擦掉眼泪。唐宪宗元和十四年韩愈罪贬潮州，随行小女途中病逝，草草安葬，后来他写了一首沉痛的诗云：“数条藤束木皮棺，草殡荒山白骨寒。致汝无辜由我罪，百年惭恨泪阑干！”而我愧为人父，连草殡荒山的责任也未能尽到，其惭恨更何如之！尔后数十年间，每读韩公此诗，未尝不潸然泪下。晚上玉莲对我说：邻居福嫚告诉她，“你到山里哭去了，她说做父亲的到底不同。算了，她什么也不知道了。以后你一个人在外面，不要再想她了。”

食堂虽已解散，口粮仍由生产队按日定量发给。玉莲每天的口粮是十六两制六两（相当十两制3.75两）。九岁的儿子每天四两（2.50两），两岁的小女儿二两（1.25两）。有时发的还是红苕米或者麦麸子，不全是大米。玉莲那一点点粮食还吃不到口，不得不匀一点给孩子吃。儿子每天提个大竹篮，到处寻找可吃的野草。每天晚餐全是吃草，里面仅放一点盐，油是绝对没有的。

小女儿一生下来就碰上大跃进，大人们日日夜夜，大炼钢铁，大开荒，大搞人海战术。所有的男男女女全都成了农奴，一律统一调配，今天驱到这里砍树，明天赶到那里开荒；小孩子当然是不能带的。小女儿同其他几个孩子，全都由我母亲照管。开始母亲还可以给他们喂点米汤或南瓜汤之类的东西，大饥荒一来什么东西也没有了，只能喂水，等待各自的母亲回来喂点什么。开始小孩子们挣扎着啼哭，到后来哭也不哭了，全都都变呆了。我想到小女儿一生下来就这么苦，给她取名叫黄连苦，但我母亲不同意，认为名字还是应该美一点。我想天知道她能不能活下去，干脆不要名字了，因为她行六，就叫六妹子。有一天早上，玉莲抱她起来，因为身体虚弱，全尿湿了，那是用一件大人的破衣服包着的，尿的透湿。玉莲给她换衣服，脱掉湿的，简单地抹一下，包上另一件破棉袄。我坐在旁边难过地看着。换完以后，孩子坐在玉莲的膝上，忽然用瘦瘦的小手在我的手上拍了一下，竟然露出了一丝笑意。大概她觉得身边这个人同她有点什么特殊的关系。我伸手把她接过来，抱在怀里，眼泪簌簌地滴在她的身上。她来到这世上一趟，这是仅有的一次对我表示了一点情感；在她心里，还未必有“父亲”这个概念。过年的那一天，子由到我二姐家里，我二姐给了他一小把豆子。他舍不得吃完，给妹妹留了十来颗。玉莲抱着拈给她吃，她不肯吃，并且做着手势。玉莲说：“这要死的，她还是要她那个木碗。”那是几个月前，子由从街上花一毛五分钱买的一个小木碗，是用一小段棕榈木作的，小巧玲珑，有一圈一圈自然的花纹。孩子很喜欢这个小礼物，吃东西都用它。玉莲从地炉子灰里检起小木碗，抹了一下，拿给她，几颗豆子放在里面，她一颗一颗地拈着吃。这种执拗的性格，同大女儿非常相似。——三个月之后，孩子终于饿死了，那个小木碗就放在她的小棺材里给她殉葬；这是她来到这个世界上拥有的唯一的财富！尔后几十年间，我每次回家，想看看两个孩子的坟墓，再也找不到了。那些山头经过反复多次的开荒，地面的一切都改变了；我们的可怜的孩子们重新化作了泥土，化作了飞灰，没有留下任何一点痕迹！

我的假期只有十来天，过了年就得重上征途。玉莲想给我一点吃的东西路上充饥，可家里找不出任何可吃的东西。我母亲的口粮同样少得可怜，是绝对匀不出来的。我家有几棵枇杷树，树皮早已剥光吃掉了。剥了皮的枇杷树立春后还会挣扎着开一次花，但不可能结果了，到夏天就全部枯死。玉莲把枇杷花摘了下来，还挖了一种什么草根一起捣烂，草根汁有粘性，将枇杷花捣碎和合，做成十一个小饼子，烘干，作为我路上的“点心”。从前在大家庭的时候，我出门玉莲是从来不送的。这一次一反往常，当我还和母亲告别的时候，她已挑起行李等着。“走，我送你！”她轻轻地说。她在前面走，我在后面跟着。她没有话说，只是默默地走。一直走上了李家崙，这是一个几十米高的山岭。到了山顶上，她把行李换给我，说一声，“你走吧！”我掏了一个枇杷花饼给她，她不肯要，推来推去，她把饼子掰成两半，还了一半塞在我的袋子里。分手了，她不说话，也不流泪，只是重复一句，“你走吧！”她站在那儿，一直望着我走下山去。走了很远很远，我回头一看，她还站在那儿。她没有挥手的习惯，只是呆呆地望着，身子略微偏一点，一动也不动，像一尊石像；一直到我完全看不见她了，也许还要站很久。——此后即成为常例，每年我回家，走的时候她都送行。我家去娄底有好几条路，因此送别的地点也不固定，每次送十里八里，最远的送过二十多里，总是在某个山口，某个桥头，默默地分手。这种黯然神伤的送别，持续了整整二十年。

到一九六0年，我们已是十多年的夫妻了，过往那些年月，都平平淡淡地过去；只有这时候，我们成了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伴侣，我们的心才贴得紧密，我们的命运的绳索才纠合在一起无法分开。尽管分别的时候没有话说，内心实在是难舍难分。到了娄底，上了火车，任车箱摇晃着疲倦的身子，听车轮匡当匡当地响着，把我送向远方，脑海里总晃着妻子孩子的身影，想到她们在挨饿，她们随时都可能夭折，心情通夜的不安。天亮的时候，向车外望望，只见连绵不断的青山飞速地向南方奔去，心里感到非常沉重。“征衣还带故乡尘，万里飘然一叶身。待晓凭台望窗外，青山犹自向南奔！”这是当时在车上诌成的一首小诗。

五

那年暑假，我又一次探家。情况一点没有好转，甚至更加严重。小女儿已在这年春末夏初夭折——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，我们丧失了许多亲人。尤其是父亲的死给予我们全家惨重的打击。他一生当过四个东君的佃户，为我们兄弟姊妹的成长耗尽了精力，并寄与莫大的希望。他的死在我的心灵上造成极大的创伤。我的嫂子和一个侄女，还有弟媳，都或前或后死去了。嫂子饿死后没有棺木，，男人们也没有力气去挖掘坟墓，用一床破篾席将遗体一卷，放进一个土山上的红苕窖里，掩上黄土；她的一生就这么终结。由于三个姐姐尽全力维护，才保住了我母亲的生命。玉莲娘家的境况同样悲惨，她父亲也去世了，家里只剩下她的残废哥哥和哑巴嫂子。许多人得了水肿病，到处是一片凄凉。没有欢乐，没有笑容，甚至也没有眼泪，人们唯一的考虑是怎样活下去。

秋收在即，却看不到多少希望，粮食一直是定量供应的，仍然少得可怜。有少数人却依然心广体胖，饥荒对他们没有害处，人们心里明白是怎么回事，但是无可如何。稗子总是早于谷子成熟，公家田里的稗子又特别多。有一天，玉莲带着我冒着炎热到田里去捋稗子，捋回来立即炒干，稗子籽粒小，壳却很厚，炒时操作太急，全烧成了焦炭。把它连壳磨碎，粉末全是黑的。用水一和，烧开，仍当作稗子粥来吃，又苦又涩。哥哥从门口过，手里拿着一个饭碗那么大的小南瓜。他说：“你们这怎么吃，把这个南瓜给你们吧！”我们把南瓜切成小块，放在墨黑的稗子粥里一煑，南瓜块都变成黑糊糊的了。这样一个小南瓜已是非常难得了的，当时已无法种蔬菜，任何蔬菜长出来还是苗子，过路人就会就手掇起往嘴里送；就像饥饿的羊子，看到任何野草都抢着吃，不知我哥哥在哪个偏僻处竟然还种了南瓜。

假期结束，玉莲送给我路上吃的食品就是几个小小的稗子粑。她送我翻过了李家崙，仍然不肯回转，又过了斜塘，在邪塘出口的小桥上，我再不要她送了。当时我得了严重的肝炎，尽管我没有给家里人说，但看到我面黄肌瘦，疲沓不堪的样子，她心里是有数的。生命是如此地脆弱，随时都可能倒下，今朝一分手。不知道明年还能不能见到。一种生离死别的哀伤，沉重地压在我们的心头，但我们彼此都不说破。“屏营衢路侧，执手野踟蹰”，没有说一句话，默默地分手。我走了好远好远的路，回头看她仍旧站在那桥头上。

饥馑困苦的生活，不是一天两天，不是一月两月，而是将近三个年头，上千个白天黑夜。没有天灾，没有战乱，仅仅是一种疯狂意志的恶性发作，就使亿万生灵陷于绝境，并最终葬送了几千万人的生命！这是一个怎样的人间世！

到了一九六一年底，政府终于开恩，分给农民一小块自留地，而且允许开一定的荒地。玉莲如此也和其他农民一样上山开荒，种一小块地小麦。第二年打了几十斤麦子，“丰收”带给她无比的喜悦，也挽救了她的生命。——时间过去了四十年，一直到去年玉莲在病中说着呓语，还喃喃自语：“我们打了一箩麦子，孩子们有糌粑吃了！有糌粑吃了！”可以想见，饥荒在她的心底留下了多么深的疮伤！

我这方面由于发生了一件奇特的事，意外地救了我的命。当时我在华中农学院附属工农中学教书，和我同住一间房“非常友好”的同事广西人韦某偷看了我的日记，并且摘录向党委汇报，我被认为有严重思想问题，停止工作，发配到汉阳水洪口一个农场劳动——当时有内部朋友向我透露了消息，我一时都弄懵了，不知道情况到底如何。直到文化大革命我在教院受斗争时，到农院附中调查的人在会上揭发我的罪状，公开了据说是我日记中的话，谜底才彻底解开，无非是说我认为大跃进有些作法脱离实际，也记述了一些农民没有饭吃的事。即使经过这位“友好”人士篡改过了的话也没有什么大逆不道的内容。时至今日，大概没有人会认为我说的过分了，而在当时，一加上攻击“三面红旗”的罪名可是要命的事。——多承这位朋友的“关怀”，真的救了我的命，口粮由每月二十三斤（实际是不可能都吃到口的）加到四十五斤，农场里还可捡些当地农民秋收后残留的红苕高粱掺着吃。而劳动对我来说不仅不感到是一种惩罚，而且是一种乐趣。农场里凡属知识分子，绝对没有人可以和我相比，加以我和劳动群众一贯的融洽，这段生活我过得非常愉快。一年下来，我的体重增加到破记录的六十九公斤，身体完全恢复。一九六二年秋后评奖，我评得全农场唯一的甲等奖，奖励一百二十斤麦子，这在当时比得上一个金奖。我把小麦磨成面粉，还挑了一部分回去，那一年在家里度过了一个难得有的祥和的九月。

一九六三年我们得到了一个小女儿八八。她是夏天出生的，出生时只有我母亲来招呼一下。几天之后，玉莲就得下床干活，做繁重的家务。孩子没有奶吃，没有糖吃，没有一件新衣服，但玉莲爱若珍宝，尽心尽力把她养活了。比她大十三岁的哥哥不断给我来信，信都是电报式的：“妈妈生了一个弟弟。”“弟弟会笑了。”“弟弟生了两颗牙齿。”他写的都是弟弟，我以为是个男孩，冬天回家才知道是个女孩。半岁了，瘦瘦的，一点不认生，我抱起她就笑，真笑得像花一样，我相信世界上绝对没有这样美丽的花儿。那年冬天下大雪，我解开棉袄的前襟把孩子偎在怀里。这个寒假我们过得比较恬静。我们失去了两个女儿，上帝终于又恩赐我们一个女孩，给我们增添了极大的慰藉和欢乐。

那一年我进入了湖北教育学院。

六

大饥荒过去没有多久，阶级斗争的弦再次繃紧，批判斗争接连不断。一九六六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发生了！我立即被孤立，被称为漏网右派分子，很快就投进了牛棚，和家里完全断绝了联系。

一九六八年冬天，我被五花大绑，解回家乡。一个雨冻风寒的下午，我到达小碧公社，立即被送进了临时的监狱。那是一排楼房，有几个房间关的都是小学教师，大多都认识我；我走过的时候，他们都在窗口看着。其他房里关的是农民，大多是“外流犯”，我基本上都不认识。同我关在一起的叫黄小秋，出身贫农，是刚从江西抓回来的。这是一个非常和气的人，比我大十多岁。那些农民毫无顾忌，交错着前来看我（因为监管人员都是熟人，并不那么严厉）。他们说：“你是黄老师吧，我们早听说了，你什么工夫都会，一点不要怕，回来就回来吧！你家里从前还不是种田，回来也无非是种田。”他们的看望给了我很大的安慰和鼓励。十九年前这儿最年青的农会主席，本乡第一名大学生，于今成了罪犯，消息震动了整个公社，无数条关切的线把信息通到了我家里。傍晚时分，我侄儿子腾和儿子子由来到牢房。两个孩子拉着我的手，我感到他们的手瑟瑟地发抖。我很生气，大声地说：“你们干什么！出了什么了不起的事！”我知道，这个时候训斥他们一顿是对他们最好的安慰，让他们知道我并不害怕，没什么大事。但在昏暗的灯光下，我发现儿子的头发稀稀拉拉，肯定是害过一场大病掉了头发，心里不禁一阵悲怆，但我没有说什么。他们走后，黄小秋说：“你的被子这么破怎么盖，我们一起睡吧，你的被子垫着，盖我的被窝。”两个人和衣睡在楼板上，把小煤油灯也熄了。楼板上方不到两米就是屋顶，寒冬的雨点打在屋瓦上沙沙作响。在外地，听到雨声我往往想念家乡；今夜家乡的雨啊，你们的响声说不清给了我怎样的感受呀！快半夜了，忽然听到楼门外一个非常熟悉的声音：“怎么搞的，灯也没有一个！”是玉莲！我一翻身起来。黄小秋也连忙起身，划了一根火柴，把小煤油灯点亮。玉莲不善言辞，也从来不叫我的名字，她之所以大声地说话，等于通知我，她来了。听到这句简单的话，我比听到任何情意缠绵的话还要亲切。打开牢门，她进来了，给我送了饭来。她穿着青布上衣，下半身满是泥水。穿的浅口套鞋根本不管用，里面都进了水。天这么黑，泥泞路滑，亏她怎么走来的。她蹲了下来，解开布包，一大碗饭，缽子里甚至还燉了一只鸡。她神情坦然，什么话也不问，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，就像从前我在外面劳动她送饭来一样。只摸了一下我的肩膀，问我冷不冷。我一边吃饭，一边轻轻地说：“告诉妈妈，没什么事，不必耽心。”她点点头，什么也不说。我吃了饭，她收拾碗筷。我说：“这么黑，你怕不怕？”她说，“不怕。”我知道她怕走夜路，何况还下着雨，于今也只好说“不怕”。我不能送她，让她一个人没入深深的黑夜，雨还在淅沥淅沥地下着。——二十多年之后，到了黄石，偶然谈起那天晚上的情景。她告诉我：那天傍晚，好几个好心人传来消息，说我被捉回来了。一家人围在母亲的房里，一片惊惶，感到大难临头。倒不是怕我真有什么问题，而是怕被武斗，在这之前打人打得厉害。母亲一直等到玉莲回来，非常着急，全家人都通夜没睡，不知道明天会有怎样的灾难，可那天晚上在我面前她一点没有流露出来。

以后每天玉莲都来送饭。这年四月，我们添了小男孩申六。玉莲说：“我想把孩子抱给你看看，但八八也要跟着来，两个孩子我带不动，明日姐姐回来我再带他们来。”姐姐回来了，玉莲抱着小的，姐姐牵着八八，来到牢房。八这年五岁，听说我到了公社，每天闹着要来。一进牢房，看到这么个情景她惊呆了。我抱抱她，她默不作声。申六还只有半岁多，自然什么也不懂。我们的大孩子都长得比较清秀，这孩子却很特别，宽大的前额，双眼睁得滚圆，一眨也不眨。黄小秋说他会看相，一看到申六就赞赏不迭，说这孩子一定非常聪明，将来大有出身。玉莲很为自己的孩子得意。

据说湖北教育学院解送我的人要求公社开大会对我进行斗争，公社没有同意，只在大队开了会。来了约莫一百多人，没有一个贫下中农揭发我任何问题，批斗我的唯一角色是教院去的造反头目吴某，在会上吐沫横飞，揭发我二十八条罪状，这些罪状差不多每一条都很离奇。——随便举两条吧：文革前，我所在的教研室里林文勉蔡伯铭和我参加了对一种语文教材的审查。教材节选了毛泽东的《愚公移山》，从“古代有一位老人，住在华北，叫北山愚公”选起。林文勉认为应加上前面“中国古代有个寓言，叫做愚公移山”那一句，因为毛主席明说是个寓言，不这样选，孩子们可能认为真是事实，会不会有副作用。文化大革命一开始，林文勉这些话就被无限上纲：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，怎么会“有副作用”？说“有副作用”不是说他“有毒”吗？《愚公移山》是“老三篇”之一，说《愚公移山》有毒，也就是说“老三篇有毒”。当时林文勉蔡伯铭和我被打成“三家村”，凡是我们之中任何一个人的话都可以转嫁到其他两个人身上。吴某在斗争我时就径直说我“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，说毛主席的老三篇有毒”！我曾写过一首读毛主席诗词的词，词中有“反帝反修大业，馀事到斯文”这样两句。后来被抄查出来，教院有名的丑八怪李某批斗我时，将词句深文周纳，说“毛主席诗词是伟大领袖革命事业的一部分，怎么说是‘馀事’？这不等于说毛主席吃了饭没事干！”吴某斗我时把丑八怪的话接过来，指着我说：“伟大领袖毛主席日理万机，黄瑞云竟然说毛主席吃了饭没事干！”二十八条罪状都是这样的杰作。斗争会开了一个多钟头，我又被重新押回公社。

第二天玉莲来送饭时，我在牢房门口刚好碰上吴某——吴某曾经和我共过事，原来关系并不错；但现在他是造反干将，我是牛鬼蛇神，他斗的也就特别凶狠残酷——我说：“老吴，你昨天揭发我那么多罪状，有哪一条是落实了的？”吴某说：“我是出发时拿的一份材料，照着讲的。”我说：“在学院你们怎么斗都可以，人们知道是怎么回事。你想过没有，这是我家乡？你可以斗个痛快，贫下中农将怎样理解？”吴某一时也很尴尬。从不插话的玉莲，突然说道：“一点关系没有，没有人会相信！”下午我弟弟来了，他说：“大家听了都好笑，这种胡言乱语我们听得多呢，就当他是狗叫！”原来他们都对这种“创作”高度的藐视。

这些人要把我赶下农村的目的没有达到，关了一个多月只好又把我解回武汉。离家的前一天，玉莲最后一次给我送饭，对我说：“明天我不来送你了，八八总要跟着来，申六我也抱不动；我叫子由来送你。”我得到监管人员黄松乔的允许，倒送她一段。我们慢慢地走着，一直走到了山冲的出口，夕阳下面，远远地望得见山岭上从我家到她家我们常常经过的那块大石头，彼此都无限地伤怀，无限地依恋。

这里应该提到黄松乔这位难忘的朋友。我在公社换过几次牢房，后期监管我的就是黄松乔。他是一位复员军人，比我略小几岁，对我很同情。偶尔有什么无聊的人试图侮辱我，他就毫不客气，把那些人赶走。按公社规定，他得同我住在一起，以便于监管。他拿了许多稻草垫在地板上，自己抱一床很大的印花被来，对我说：“你的被子太薄了，就盖我的，没有关系，我不会来睡。”人生在世，在遭难的时候，能得到这样一位朋友实在令人感激。后来我们建立了很深的友谊。去年玉莲去世，黄松乔还亲自来送她上山。

原文出处：http://www.chinafable.cn/content-6138.html

以上是关于杜鹃花依旧开放（2）的介绍，希望对想给儿童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。

本文标题：杜鹃花依旧开放（2）；本文链接：http://rc-yjbl.com/yuy/26847.html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