杜鹃花依旧开放（3）

杜鹃花依旧开放（3） ,对于想给儿童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，杜鹃花依旧开放（3）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，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。

原文标题：杜鹃花依旧开放（3）

七

从一九五八年武大毕业到文化大革命结束，二十年间，我先后有四年待在中学，四次下乡劳动合起来历时五年，文化大革命在牛棚关押多年；工作时负担很重，最难办的事往往交给我；一有运动总免不了批斗，而运动又总是接连不断，言必获罪，动辄得咎，迄无宁日。玉莲独自带着孩子们在乡下苦苦挣扎。在人民公社里奴隶式地劳动，收入却非常之低。生产队最好的年成一个劳动日十分工才三毛二分钱，而歉收年成一天只有一毛三分钱。但玉莲劳动一天只有六分工，因此好年成她劳动一天只有一毛九分钱，差年成一天才七分钱。一年所得永远买不回口粮。整个这二十年间，我的月工资锁定在五十三元上，没有一分钱额外收入。当时发表文章，出版著作，都要征得本单位组织同意，我的文章是不允许发表的，更不用说著作的出版了。我要维持一家三处的生活：年迈的母亲，妻子儿女和我自己。生活之难可想而知。玉莲从不诉苦，从无怨言，从没有提过一句关于钱的事。一九六四年冬天，我母亲在长沙诊病，我接她回去，钱到长沙就用掉了。过年的那天到达家里，身上只剩下九元钱。子由要去买盐没有钱，我掏了一元钱给他（因我还得留几元路费）。一年到头，好不容易盼望我回来，回来只给了一元钱。玉莲什么话也没说，仍然高高兴兴地过年。

那时玉莲正当盛年，在家里常常要受到一些无聊干部的骚扰。她又非常软弱，毫无抵抗能力，幸亏有我母亲的保护。母亲和玉莲隔个小院子住着。如有不速之客赖进门来，只要玉莲稍微示意，母亲就来救助。夏天一把蒲扇，冬天一个火笼，前来陪着媳妇坐到深夜，坐到天明。——玉莲终身感激母亲对她的保护。一九九一年新春，母亲以九十三岁的高龄去世，因玉莲晕车，我劝她不回去算了，但她坚决要回去，亲自送母亲上山。一千五百里路，一个晚上，三次转车，才到达家里。远远望见家门，她再没有力气了，匍匐在地，伤心地诉说：“我本来总想回来看你老人家，因为申六不在了，我没有脸来见你，现在却再也见不到你老人家了！”她的话很朴实，每一句都出自肺腑。

二十年间，在正常年道，我也只能回去十二天。我没有多少东西带回，连最粗劣的水果糖也买不了两斤，家里孩子多，每个孩子只能分几颗，自己的孩子也不例外。我差不多没有带过什么吃的给我母亲，别的人就更不用说了。为的是把那一点点现金交给她们。有一年我在旧货店买了一件短皮袄给玉莲，这是我给她买过的“最高级”的衣服；她非常高兴，总舍不得穿。

每年一回到家里，我立即参加劳动。犁田，挖土，割谷，堆草，打柴，什么农活都干。公社把田地分给农民自己种，玉莲就得当家做农活。虽说有我哥哥他们指导，毕竟要她自己当家，一个妇道人家，怎么也比不上人家男子汉，何况她还要带着孩子。我想尽量多做一点，多少给她减轻一些负担。每年暑假，收割之后立即要翻耕田地，要种冬季作物，要烧火土灰做肥料。烧火土灰要一定的技术，从前我只跟父亲哥哥烧过，没有当过家。后来每年回来我都烧，竟然堆堆成功。所有这些农活，都是同玉莲一起做的，她自然也很高兴。在我的回忆里，我们夫妻最愉快的时光，就是在一起劳动的时候。家里还有一项重要的活，就是担炭，要上三十多里外的乌云山才有炭担，翻山越岭，路也很不好走。开始我带子由去担。有一次我在一个山坡的岔路上走错了，走了一百多米才发现，但我不愿回头走，就从柴山中横过来。尽管不到二十米，但在几尺深的灌木中挑着担子很不好走，步步为难，走得满身大汗。突然看到前面山岩转角处，玉莲在那儿出现，肩上背担箢箕，手里提着饭缽，微笑着走了过来。我高兴极了，奋力从灌木丛中走了出来。她是来接我的。她突然出现的那个镜头，我永远也不忘记。我们也经常两个人去担，她担八十斤左右，我担一百二十斤。我比她走得快，往往先走到前头，再回头去接她一段。到乌云山去的路上，每一个山坳，每一个路口，都留下我们难忘的记忆。

二十年间，除了被关押的几年外，一般每年我都回家一次。由于经济上过于拮据，加以政治上的压抑，回到家里精神也是勉强支持，并不愉快。后来我女儿回忆那些年月，同别人说：“每到过年，我们盼望父亲回来，请人掐数，看哪一天到家。父亲回来了，家里就充满了欢悦的气氛。父亲本人却常常愁眉不展，笑容是强打出来的，当时我们不知道父亲受到如此之大的政治压力。住不了几天父亲又走了，总有好几天家里感到非常空虚。慢慢的我们觉得父亲一定有某种难处，以致我后来形成了一种反应，只要看到父亲神情严肃，心里就感到紧张。”

八

不到文化大革命结束，我竟然阴错阳差，进入了华中师范学院。华师对我倒也并不特别歧视，我得到了工作的权利，“复课闹革命”我又最先登上了教授中国古典文学的讲台。“四人帮”粉碎后，政策逐步宽松，我在华师也可以说站住了脚。我想到和妻子千里睽离已整整三十年，我们不应该再分隔。特别是女儿已经十五岁了，再过一年就带不出来了。但华师人事部门不肯提供帮助，我赴愬无门，一点办法也没有。我为此上书中共中央办公厅，上书国务院教育部党组，以我自己为例，为天下和我命运相同的人呼吁：国家对我们这类知识分子应该有个政策，经过多少年可以带家属，或者允许调回家乡也是一法，不应永远不予理会，永远不关心我们的命运。我们唯一的罪过，就是在农村娶了妻子，难道只有把这种苦命的妻儿丢掉才是唯一的解决办法。抛弃农村妻子的情况比比皆是，这与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不是完全相悖吗？汉宣帝不忘微时故剑，东汉大司空宋弘认定“糟糠之妻不下堂”。这些封建君主、朝廷大臣的品格成为千古美谈；难道我们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国家干部，就都要成为陈世美才合理吗？我措辞激烈，反正我豁出去了，而且我相信“四人帮”已经粉碎，邓小平胡耀邦当家的中国共产党不会再压抑我们了。

我的境况得到华师中文系师生的同情，甚至惊动了党委书记白瑞西同志。一九七八年我把九岁的小儿子申六带到华师上小学，一九七九年又把十五岁的女儿带来。一个人的口粮，两三个人吃，华师中文系的老师前前后后支援了我六百多斤粮票，白瑞西书记一次就送给我粮票六十斤。我在华师一附中教过书，附中四名女学生前来看我，临走时送给我一个小纸包。打开一看，里面是一叠粮票，其实总共只有十斤，是一两二两的票积起来的，那些粮票满是油腻，显然她们是从多少餐早点中省出来的，我点数时忍不住流下了眼泪。

中文系主任王相信，书记胡宜兰，古典文学教研室黄清泉、丁成泉、涂光雍等许多老师，都为我奔走呼吁。白瑞西书记三次同我谈话，希望我再坚持一下，不要轻易放弃华师。白瑞西原是中南民族学院书记，在华师缺乏基础，指挥不灵，即使他关照也没有办法。华师人事部门不肯支持，甚至对我进行愚弄。白书记最后一次同我谈话时遗憾地说：“如果我本人能掌握三至五个名额，我会给你解决，抱歉的是，我办不到。”

这个时候，黄石师范学院邵达成院长，中文系蔡伯铭主任——他们都是我的“五七战友”——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，经过大半年的努力，得到黄石市有关部门的支持，蔡先生并亲赴湖南帮我疏通。如此我决计离开华师，投奔黄石。

一九七九年十月我把大儿子子由留在农村，接了玉莲和小孩子们先到武汉。一九八○年春节前两天，我叫十一岁的小儿子申六带队，“率领”玉莲和四岁的孙子金果先行到达黄石，带去一个条子给蔡先生，要学院第二天派车到华师接我，因为我有一些简陋的家具要运。大年除夕，车子来了，我和女儿站在敞蓬车上，迎着刺骨的寒风，告别我在这儿艰苦折腾了二十六年的武汉。坐在司机室里的司机的妻子可怜我衣衫单薄的女儿，脱下自己的风衣，披在我女儿的身上。车向东行，走上我人生的新的征程。

到了黄石，全家人在一间放破烂家具的屋里临时安身。这一天过年，我们什么也没有，临时上街买几个碗，几双筷子；临时买一点米，生个炉子做饭吃。厨房里放假关了门，邵院长三次登门，特别请了一位师傅给我们做了三个菜。这是我和玉莲结婚三十多年来开始真正的团聚，在外乡度过了第一个不无辛酸也不无欣慰的除夕。

九

到了黄石，是我一生能够正常地工作的开始，无论师院还是黄石市对我都很信任。进校两年之后我被评为副教授，其时我已是五十之年；第二年又担任副院长兼任学报主编，随后成为湖北省政协委员，黄石市作协主席，湖北省教委高职评委，社会活动陡然增多，工作极为繁重；但经济生活仍极为紧张。来黄石时，我的月工资六十四元，第二年加一级也才七十五元。在黄石我要维持一家六口（自家五口之外，还接了一个侄儿来上学）的生活，每个月要向远在家乡的八旬老母寄一点钱，老家一些亲属出了什么事故还得给予支援，而事故总是年年都有。邵院长非常关心，指示后勤部门让我妻子到厨房做临时工。第一天我送玉莲到厨房，她从农村来，笨手笨脚，言语不通，下午即被退了回来。第二天邵院长亲自送去，厨房才被迫接受。后来厨房看到玉莲这样老实，什么脏活重活她都去干，许多师傅对她都非常好。尽管增加了一点收入，我们仍很穷困，经常买不起菜，买不起煤。孩子们个个要上学，玉莲清早要上班，我更忙得不亦乐乎，每天都像打仗一样。买不起煤就烧柴火，八十年代前期有三、四年的时间，每个星期日我都带着孩子们上山打柴，主要是攀树上的枯枝，学校四周的山上我们都打遍了。家里的煤灶柴火灶都是我自己打的，没有请过人。每天天一亮赶忙到厨房里买一籔箕馒头，每人抓一个各奔四方。中午这顿饭由我来做，反正很简单。午饭后玉莲就把晚餐做好再去上班。几年生活就在这种困苦忙乱中度过。

无论怎么节省，经济还是敷支不来。这时候我得到了发表文章的机会。过往二十多年间，各种手稿我都有相当的积累，科研手稿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全部抄毁，但文学作品我设法保存了一部分，还有不少贮存在脑子里。每日白天对付工作，晚上备课之外就是写稿。写的有少数是论文，大部分是短小文学作品，特别是寓言。往往连夜写完，连夜謄正，连夜发出。草稿用针线一订，如果文章发表了，草稿就甩掉，没有发出又重新謄正再寄他处。每天晚上工作到凌晨两点多。到一切结束，疲倦之极，最后写几行日记的时候，连手上的钢笔都拿不住，常常掉了下来。更阑人静，天地阒然，听远方传来声声的鸡唱，这时候也未免感到辛劳和孤寂。一九八○年以后的几年间，我的小作品，主要是寓言，也有散文和诗歌，发遍全国，平均三天就发出一篇作品，是我一生发表作品的高潮。那时稿酬很低，一篇小作品几元钱，最少的一篇作品得过五毛钱。但总算是一点收入，帮我度过那些艰难的日子。工作自然十分辛苦，简直从来不休息，也无所谓假日和节日。幸亏我的身体不是铁打的，如果是铁打的早就磨融了。

一九八一年我四十九岁生日，而且碰巧是阴历阳历都在这一天，又刚好收到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我的第一本书；书很小，而且是游戏之作，但毕竟是第一本。上午我上完四堂课，回到家里，孩子们正等我吃饭。我对女儿说：“八，倒杯酒我喝吧！”八倒了一杯酒，轻手轻脚的送到我的手上。我端起酒杯，问道：“今天几号？”孩子们争着回答：“三月三日！”五岁的小果子也跟着说：“三月三日！”过了一会，我又问：“今天几号？”孩子们觉得奇怪，刚才不是问过了吗？女儿带着惊讶的眼神，微笑着说：“爸爸，你今天生日吧？”我也微笑着，作了一个手势，说：“再倒杯酒给我吧！”玉莲站在一旁，默无一言。下午，孩子们都上学了，我继续工作。玉莲打了两个荷包蛋，碗上搁了一双筷子，送到我的书桌上。我说：“怎么又吃？”她说：“我忘记了，今天是你生日。”我说：“那有什么，还不一样过。”

生活虽然紧张，但对玉莲来说，总算轻松了一点，即生活的重担不要她一个人来承担，而且主要由我来负责了。到了黄石好多年，过去那种担惊受怕的景况总还是萦绕在她的心头。差不多每天晚上都做梦，梦里故乡，仍然是过去的情景：连绵秋雨，红苕没有收回来，麦子没有下种；收成太差，怎么也比不上人家；孩子们没有吃的，没有衣服，如何度过寒冬。每天晚上，总是在惊恐中醒来，就向我转述梦中的情景，实在可怜，我为此写过一首小诗：“残年雨雪倍寒凉，儿女嗷嗷愁断肠。往日艰难萦梦寐，惊魂夜夜到家乡！”诗远不足以表达情意，但每一句写的都是真实的。

我从前不喝酒，来黄石以后才开始喝一点。买酒要花钱，经常拿起瓶子，没有酒了，我就说“算了，算了”。我们家乡农民都会做酒，玉莲如此也想自己来做。每次煮一斤米，拌上酒曲，发酵后成为米酒。她用一个破水瓢把底剜掉，做个小酒甑，中间插个小竹片作酒槽，放在锅上。米酒糟放在锅里。酒甑上放个装水的磁碗作为冷却器，然后生火蒸馏。每次蒸馏出一小瓶浑黄的酒。酒的质量并不好，但实在是用心良苦。酒糟她不会丢掉，放点辣椒用来作菜吃。八十年代前期买米要搭面粉，我们不大会作面食。面制品我只喜爱馒头，别的都不喜欢。于是她又学着作馒头。但技术总不高明，不是发不起来就是发酸了。我叫她莫作了，就吃面疙瘩也可以。凡是我喜欢的她都尽量办到，能力实在有限，往往很不理想，但她的心是尽到了的。

不必讳言，玉莲智力太低，又没有文化，对事物的认识能力很差，年纪很大了还像个小孩。有一天我上课回来，发现她在寻找什么东西，我问她找什么，她说找果子那块磁铁。几天之前她的一串钥匙掉进厕所粪坑里捞不上来，果子用一根线吊着磁铁一钓就钓上来了。我问她现在掉了什么，她说“我的肥皂滑进粪坑里去了”。她以为任何东西磁铁都可以钓上来。她在厨房里常常熏得眼泪直流，却总忘记把排气扇打开，烟都冒到厅里来了。给她说了，下次还是一样。当我不在时，她就把厅里的大风扇拉开。我不解何以不开排气扇却开大风扇。原来她认为风是风扇“生”出来的，大风扇肯定能“生”更多的风，更能把烟赶出去。这种笑话是经常要闹的。

有时玉莲也使我尴尬。我们平时吃饭，顶多两个菜，一个蔬菜，一个豆腐鸡蛋什么的，就算是好菜了。如果有点鱼肉之类的菜，她自己是从来不吃的，想都让给我。她也希望孩子们不要吃，常用眼神示意，叫他们不动。我给她说过多次，“菜不很多，孩子们也应该吃。我知道你关心我，但这样作，使我在孩子们面前都很为难。”她总是说：“小孩子吃什么，他们有吃在后！”无论怎么同她说，她都不听。有一回，我介绍武汉大学一位老师来师院工作。那位老师新来，我请他吃一餐饭，系主任和书记都住得很近，就请他们也来坐一坐。只有一斤多一点猪肉，再就是两个蔬菜。到吃饭的时候，我发现肉非常之少，而且多是肥的。特地请人家吃饭，如此贫薄，实在不好意思。到晚上我无意间打开碗柜一看，里面有一块瘦肉，约有三、四两重，原来她把实心的一块留下了，是留我吃的。我突然大怒，喝道：“你是怎么搞的！你真是！”她惊呆了，但一句也不解释。我心里一酸，立即改口说：“算了算了！”自己也不知道什么“算了”，感到好难过。这种使人啼笑皆非的事也经常有，但她保护我维护我的心是十分感人的。

我的寓言集终于出版，其他著作也逐渐得到问世的机会，工作多少有了一些成绩。为了不孤负父母和老师们的期望，我总想把过去耽误的时间追回一部分，夜以继日拼命地工作，没有多少时间和精力照顾家人，家务全压在玉莲的肩上，她仍和往日一样，从不诉苦，从无怨言。

生活就这样平淡而紧张地过着。但灾难总是紧紧地跟着我们，一场惨祸突然降临，一切平静和幸福的幻梦彻底破灭：一九八八年七月七日我们最有希望的小儿子申六在长江遇难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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