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花朵-我和郑乾有先生的患难真情 ,对于想给儿童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,小花朵-我和郑乾有先生的患难真情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,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。
原文标题:我和郑乾有先生的患难真情
一、一匹黑马
最早认识郑乾有先生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事了。当时,我是瑞安越剧团的团长兼编剧。剧团从北京载誉归来,准备下乡巡演。安排演出路线时,湖岭山区好长一段时间没法演出,因为影院长期瘫痪,电影都放不成,哪还敢奢望演戏啊!所以那次巡演,我照例把湖岭排除在外。
不久后听说湖岭影院有能人运作,很有起色。我立即派员去打探虚实。湖岭是山区,我们是国家拨款的专业剧团,只要有条件演出,就是亏本也要去的。
联络员回来报告,说湖岭影院确已今非昔比,新任经理郑乾有很有能耐,不仅将影院的放映工作正常运作起来了,而且还将我们演出的前期宣传和票务工作安排妥当,湖岭百姓十分欢迎剧团送戏下乡,好久没看到家乡剧团的演出了。
我们到了湖岭,果然影院面貌焕然一新,票务工作和演职员的饮食起居等等,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。这样,我算是第一次结识了郑乾有,他给我的印象是横空杀出来的一匹黑马。湖岭的演出任务完成后,结算票房收入和日常开支,达到了剧团和影院双赢的经济效益,超出了预期的目标。那一次演出,我对这一匹年轻的黑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
能够使一个瘫痪多年的电影院妙手回春、起死回生,这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。因此,不少人都说郑乾有应该提拔到电影公司任职。谁知呼声一高,就会大难临头。正如韩愈在《原毁》中说的“事修而谤兴,德高而毁来。”(事业成功诽谤随之产生,德望高了恶言就接踵而来。)说得通俗一点就是“人怕出名猪怕壮”。于是,当你快马加鞭冲锋陷阵时,就有人暗中使绊马索,只等你马失前蹄,便可取而代之了。所以,有人“检举揭发”,说湖岭影院瞒报电影放映场次,电影公司见风就是雨,巴不得一棍子打死,免得多一个竞争对手。于是抓住“把柄”,借题发挥,大做文章。而当时的文化局与公司领导关系非同寻常,一边倒支持公司要“严肃处理”。
二、大难临头
乾有先生大难临头的时候,我已离开剧团好久了,先是调文化局任副局长(正局长叶尚义已调文联任主席),后来,老叶退居二线,我被推举为文联主席。乾有先生向我求助时,我已离开文化局,在文联上班。
我打听了一下,所谓“瞒报”,是为了调动职工积极性,影院多截留了一些经费给大家发了奖金,总数目也不过几百块钱。当电影公司调查处理“瞒报”一事时,乾有没有向职工回收已发放的奖金,而是自己掏腰包补上了。其实,公司为了提高职工福利,也常常向省里瞒报放映场次,这也是公开的秘密。总不能“只许州官放火,不许百姓点灯”。本来,这事实在没什么大不了的,批评一下,下不为例就可以了,何必小题大作。
乾有先生到文联找我时,我觉得这事并不复杂,便立即去文化局找局长,他是我在瑞安中学时的学生,而且我离开文化局也并不久,疏通一下不会有多大困难吧,所以我便开门见山提醒他像郑乾有这样的能人确是人才难得,千万要慎重处理。要说的话都说过了,我估计没什么大问题,便安慰乾有把心放宽。谁知局长大人吃软不吃硬,你越是好言相劝,他越是耀武扬威。第二天就处理完毕了,如此草菅人命,还自以为办事果断。
乾有先生告诉我这样的结果,我确实很气愤,当然也很无奈。我说文联没有正式的下属单位,只有一个《小花朵》编辑部,没有正式编制,要么先委屈一下,留在编辑部工作吧。我与文联原主席叶尚义商量好,把乾有留下了。
三、韬光养晦
暂时还没有新目标,乾有只好先屈居在《小花朵》编辑部。每天,除了编稿子,就是扫地、擦桌子、打开水,里里外外,粗活细活,样样都干得很利索。
不料,那些用心险恶的人看到乾有不仅没有垮下,反而在市府大院进进出出,很是恼火,先是电影公司给文化局施加压力,局长大人三番两次给我打电话,他是文联的兼职副主席,他觉得文联的事他有话语权。他指责我,不该把文化局处理过的人留在文联。我说,这话你说错了,如果文化局没有处理,我把你们的职工留下来,你可以指责我;现在,你们已经处理过了,跟你们无关了。我们要不要用他,他自己喜不喜欢留下,那是我们文联和郑乾有双方的事,别人用不着说三道四的。
他说,你把他留在大院里,他更加趾高气扬了,听说打开水把头抬得高高的。堂堂一局之长,说话太弱智了。我说:“是谁看见的呀?打开水也不是非常风光的事,他把头抬得高高的干吗呀?即使他真的把头抬得高高的,也没碍着谁,管得着吗?”
局长大人看我“不思悔改”,就接二连三向宣传部告状,宣传部办公室就在文联隔壁,部长亲自找我谈话,叫我让乾有早些离开,免得影响文联和文化局的关系。我说任何事情都有一个是非,不能为了搞好关系,就是非不分了。文联有文联的尊严,不能因为某人蛮不讲理,文联就得屈就他。说到最后,我有点激动了,我说:“退一万步说,即便是犯罪分子,也要给出路,这是党的政策。更何况郑乾有没有犯罪,干吗非要把人家逼上绝路啊?这是什么居心?”部长见我一点也没有想退一步的意思,也只好不了了之。
那一段时间,除了来自上面的压力、外部的压力,还有来自内部的压力,我们只有硬着头皮顶着。放心吧,我们问心无愧,天塌不下来!
当然,乾有在《小花朵》编辑部也只是权宜之计,只是韬光养晦,先夹着尾巴做人,再慢慢从困境中寻找突破口。有一天,乾有偷偷告诉我,他想出国,他让我绝对保密,以免有人捣乱。经过一番努力,没能成功,但他不肯放弃,第二年再次努力,终于办妥了一切手续,他成功啦!
出国前夕,一帮小兄弟为他送行,文化局那位局长大人心血来潮,也想去凑热闹,有人提醒他:“早知今日,何必当初。当初那么狠心,现在你去送行,肯定会眼镜戴到鼻子底下去了——难看!”他想想也对,只得作罢。
四、“滴水”“涌泉”
乾有十分记情,对于这一段患难真情,不仅自己铭记在心,而且告诉孩子们也不要忘记。有一天,他的孩子特意到文联对我说:“我爸爸交代过,在他人生最阴暗的日子里,是你和叶尚义伯伯给了他温暖,他叫我们一定要记住!”
其实,我所做的也只是举手之劳而已,都是在我的职权范围之内的事,相信有正义感的人都会这样做的。而乾有总是滴水之恩,涌泉相报。总想为我们、为社会多作点回报,多做些贡献。
他出国不久,刚刚站稳脚跟,就给《小花朵》编辑部汇款,编辑部举办了全市中小学生“喜迎香港回归”的三项活动。
在我担任瑞安市儿童文学学会会长期间,他答应每年寄2万元给学会开展活动。
我进入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领导班子后,他又答应为我的恩师金江先生出资,恢复并继续坚持办好金江寓言文学奖。
后来,又欣然同意与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签约,由他出资,每两年举办一届“乾有杯”全国中小学生寓言童话大奖赛。
2008年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换届期间,正好金江寓言文学奖与金骆驼奖相撞。前者发奖金,后者空白。研究会主要领导让我找乾有先生商量一下,希望由他出资提高“金骆驼”的含金量,但又不能冠名。我找到乾有先生,他立即慷慨解囊,并同意不冠名。
实际上,他在国外做生意,不需要在国内打广告。每项赛事的冠名都是我的坚持,留个纪念而已。
时至今日,原先那些整人的人一方面纷纷致歉,一方面又大言不惭地说:“亏得当初把你赶走,要不哪有今天啊!”乾有先生回敬道:“这是什么话!当初你们下狠招,是希望我有今天的发展吗?不!你们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!你们与张鹤鸣老师、叶尚义老师完全是两码事啊!”
是啊,我们和郑乾有先生在患难之中凝结成的情谊是最珍贵的,也是最值得珍惜的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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